先秦诸子简述先秦诸子( 四 ) _先秦诸子

荀子之尊君，是为顺民也，管子之顺民，是为尊君也。故尊君之名虽同，而立意操术相反也。虽然，一旦尊君，且无其他权力限制君权，专制之横暴即不可控。由此之故，韩非之流既为荀子之门生，又为管子之私淑弟子也。
通观管子政治、经济思想，一言以蔽之，君主专制也，国家主义也。然因其去古也未远，尚有儒家之温情残留，不似商韩之绝情。

商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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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鞅入秦，曾四次游说孝公，首次说“帝道”，第二次说“王道”，第三次说“霸道”，最后一次说“强国术”，孝公始动心，而用商鞅成霸业。可见商鞅是典型的钻营势利之徒，投人主之所好而无所坚持。对此，他是有自知之明的，故自言“亦难以比德于殷周矣” 。所以，后世帝王，虽然暗地里用法家思想以行其专制之实，但也知道这一套不能拿到台面上明说。明确扬法而反儒的统治者，其无耻之程度远过于专制帝王，因其连遮羞布也不留也。上既无耻，下必暴戾，千古一理。

韩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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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有慎到倡势、商鞅尚法、申不害言术，至韩非，则集法家理论之大成。韩非学说，以君势为本，以法、术为用。法以治民，术以驭臣也。
法家重视权位，其尊君，非尊君王个人，而是尊君王之权位。因为只有这样，才能造就稳定的强国，法家做的都是强国梦也。管子说：“君之所以为君者，势也” 。慎到更说：“贤人而绌（言字旁）于不肖者，则权轻位卑也。不肖而能服贤者，则权重位尊也。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，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。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而贤智不足慕也” 。至韩非，则将尊君重势说推至极端。儒家认为，人民遇到横暴君王，有诛杀之权。但韩非认为，“人主虽不肖，臣不敢侵”，所以他反对汤武革命，且批评其为后世之乱源。 “故人臣称尧舜之德，毋誉汤武之伐，毋言烈士之高，尽力守法，专业于事主者为忠臣” 。这就是赤裸裸的奴化思想。后世儒家，高倡“三纲”之说，萧公权骂其为“认贼作父”，堪称中的。
韩非之所以尊君重势无以复加，根本原因在于他继承了乃师荀子的性恶论，而背其师之本旨。荀子虽主性恶，但认为人也可以为善。韩非则认为人不可为善，故在其预想的政治制度里，完全排斥了个人道德的价值，甚至认为私德高尚反而有害于政治统治。 “圣人之治国，不恃人之为善也，而用其不得为非也。恃人之为善，境内不什数。用人不得为非，一国可使齐。为治者用众而舍寡，故不务德而务法。 ”韩非的人性论的本质是否认人为万物之灵长，而将人等同于禽兽。虽存人之名，不过原子式个人也。
管子虽未立制约君主之法度，但毕竟认为君主当守法。至商韩，干脆取消了此一问题，可谓正中君主下怀的谄媚之臣。
法家之术，纯用阴谋，故法必显明，术必暗运。如果说尊君势为历史的必然，明法度有其历史进步性，则用阴谋则害中国实深。虽然如此，术与势、法又不可分割，原因如次：法家排斥道德，君主既不信民，又何必信臣？君臣既不以义合，则势必相互利用，成一暗相对立之势。故春秋战国时已屡有臣弑君之故事，君若不以术驭臣，则易为臣所制，乃至遭弑。故韩非说：”人主之患在于信人，信人则制于人。人臣之于其君非骨肉之亲也，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。故为人臣者窥（占见）其君心也，无须臾之休，而人主怠傲处其上，此世之所以有劫君弑主也。 “
为避免人主受臣所制，韩非为君主作想可谓巴心巴肝，故有六微、七术、八奸、十过诸论进呈。法家治术，遂成一绞肉机也。
韩非认为，法家之治容易维持政治稳定。施行法家之治，君主不必有尧舜之才，中人之资即可，但按诸商韩之论，法家之君主必有上帝烛照万物之智，否则既受人民轻慢、臣下操弄也。韩非讥讽儒家的圣君理想不现实，法家对君主的期待难道不是空想？历史上纯任法以行的秦朝，不过二世而亡，岂不已充分说明问题？
柏拉图本有哲学王理想，但后来悟道此想是空，故旋主法治政体，此后几经演化，终成立宪政治之源泉。商韩偏执一端，势难持久。
始作俑者，其能寿乎？法家思想之重要代表人物，如商鞅、韩非、李斯，谁能寿终正寝？反人性之妖魔道，必为人灭，可知也。商鞅、韩非，造刻薄寡情之邪说，贻害后世无穷，实为千古之罪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