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“何敢让”者 ， 讲的就是我要上了 ， 当仁不让 ， 没什么可躲躲闪闪的 ， 我司马氏执笔撰写的就是当代的《春秋》！
那么 ， 孔夫子在五百年前为什么要来写《春秋》呢？这事儿 ， 老夫子自己是讲得明明白白的——“我欲载之空言 ， 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” ， 这所谓“见之于行事” ， 当然是指编次载录古人的实际行为 ， 孔夫子所施刀笔 ， 不过“采善贬恶”而已（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） ， 绝不会为了表达自己的道义追求而随意采录道听途说的荒唐故事 ， 把子虚乌有的传说 ， 写成真实发生的历史 。
孔子撰著《春秋》 ， 对待史事史实 ， 其立场和态度如此 ， 那么 ， 如上文所见 ， 矢志追慕其后的司马迁 ， 也必然会亦步亦趋 ， 恪守不渝 。这一点 ， 司马迁本人既已清清楚楚地告诉了读者 ， 我们在阅读《史记》、利用《史记》来研究历史问题时 ， 就一定要首先认明并准确把握这部史书的纪实性质 。
另一方面 ， 与后世史书不同的是 ， 司马迁所处的那一时代 ， 对《史记》纪事的严谨性和可信性还提供了特别的保障 。
大家看老太史公司马谈在对他的儿子司马迁做“临终嘱咐”的时候 ， 特别强调“余先周室之太史也”这一家世 ， 复又断言“余死 ， 汝必为太史” 。这里的“先”字指的是“祖先”（现在有些地方的“乡骂” ， 还有“日你先”的骂法 ， 只要是十六岁以上的成人 ， 稍微想一想就能明白这“先”字的意思是什么） ， 上下通贯地理解 ， 可以看出司马谈很看重“太史”这一身份 。又司马迁本人也反复提及“司马氏世典周史” ， 或谓“司马氏世主天官”（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） ， 这更凸显了史职与上天之间的联系 。
这是因为在上古时期史官本是一个颇具神职色彩的职位 ， 即其身居天人之间 ， 敬畏上天的程度远过于世人 。上天在这些史官心目中的地位 ， 也远远高于尘世的君主 。因而必须记事以诚 ， 记事以实 。不然的话 ， 将会遭受神责天谴 ， 而这种惩罚的严酷程度 ， 是甚于世间所有暴虐的君主的 。正因为如此 ， 才会在王纲涣散、百官失职的春秋时期 ， 独有史官恪遵其守 ， 出现齐太史一家兄弟三人前仆后继秉笔直书“崔杼弒其君”的“壮举”（《左传》襄公二十五年） 。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表述 ， 史职可以说是一种“天职” 。
这种“天职”般的职业特性 ， 在司马迁撰著《史记》的年代 ， 仍有很强的存留 ， 所以他才会有“欲以究天人之际 ， 通古今之变”的意愿（关于这一点 ， 我在拙著《生死秦始皇》一书中已经做有很充分的论证 ， 感兴趣的读者不妨自行参看） ， 而这样的意识和境界 ， 是保障《史记》记事信实性的内在机理 。
看我这么一讲 ， 很多人可能觉得这事儿本来就很简单 ， 史书么 ， 就是照录实事 ， 又不是小说 ， 怎么会为表达自己的现实感慨而随意写录道听途说的不实之词呢？要是随便想写啥就写啥 ， 那不就成写小说了？那人们还读史书干啥 ， 干脆直接去读《三国演义》、去看《故事会》算了 。读史书 ， 不就相信史书里记载的都是真事儿么？
实际的情况 ， 真不这么简单 。要是史书记述的史事都这么简单 ， 那么 ， 在很大程度上 ， 世界上也许就不需要历史学者了 。尽管当今学术圈内人对历史学者的使命和研究方法的认识各不相同 ， 但澄清前人漠视的史事 ， 辨析史书记载的谬误 ， 阐发表象背后的隐微 ， 这应该是绝大多数史学从业人员所能认同的本分事儿 。前面我说史书叙事不可能略无疏误模糊之处 ， 《史记》对秦始皇“坑儒”之事的记载就还有待治史者加以解析申说；特别是前人的论述 ， 颇有似是而非的地方 ， 这更需要仔细审辨《太史公书》的记载 ， 阐明当日的真实情况 。
谈到秦始皇“坑儒”之事 ， 往往都会与他的“焚书”之举相提并论 ， 而要想清楚说明“焚书坑儒”的发生缘由 ， 就要从儒学在此之前的发展历程说起 。关于这一历程的概括记述 ， 见于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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