比如法国就将助听器、假肢和牙科治疗等，此前老年人大量需求但不列入医保的自费项目列入医保，由国家全额报销 。
瑞典投入3000万瑞典克朗（约合人民币2200万元），用于发展养老方面的数字护理，以减少老人到医院的就诊次数，削弱新冠传播的可能 。
冰岛则为残疾老年人提供额外补助，并对残疾人养老金制度进行改革，为收入较低的残障老年人每月多发约8000冰岛克朗（约合人民币400元）的补助 。
这些用国家财政补贴老人的政策，使得青年们普遍认为，他们的利益被牺牲了，青年们的生活和未来成了换取他们父辈和祖父辈相对健康的代价 。
特别是在政府表示病毒对老年人有着巨大威胁，但很多老人声称没有受到直接影响时，青年的不满情绪愈发高涨 。
许多青年人坚定认为，他们才是疫情最大的受害者 。
与60岁以上、已经退休居家的老人们不同，他们需要上学、工作、聚会，有更多的社交活动，他们的生活方式受到了防疫政策的严重威胁 。
青年人因此对政府和政策产生怀疑和抨击也就不足为奇 。
民意调查显示，相当数量的青年都不相信政府出台疫情相关限制措施的主要动机，是为了限制病毒的传播 。
30岁以下的受访者中，有多达43%的人对政府的动机持负面态度 。其中23%的人怀疑政府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制造出一种疫情得到控制的假象，另外20%的人则控诉政府是在利用疫情作为借口，以借机加强对民众的控制 。
而这种怀疑和控诉的态度，在60岁以上的受访者中，比例一共仅有28%，低很多 。
◆ 相比老年人，青年人对政府防疫政策的动机更加怀疑 。
图片来源：ECFR
此外，剑桥大学民主未来中心在一篇研究中指出，相比较青年对政府防疫政策的质疑，防疫导致的年轻人对民主制度的信心不足更令人担忧 。
其实，即便在疫情发生前，当今的青年一代也是对民主政府的表现最不满意的一代 。
而持续的新冠疫情，毫无疑问地令他们对民主制度的合理性更加怀疑 。
政府防疫与自由
该调查揭示的第三大分歧，则涉及关于民主与自由的核心问题：
政府管控究竟是在保护民众，还是压迫民众？
两年前，新冠疫情还未发生时，欧洲国家有64%的人认为，自己是自由的 。
但这一数字现在已经暴跌了42%，仅剩22%的受访者认为，日常生活中仍然能充分感到自由 。
而明确感觉到自己不自由的比例，亦从两年前的7%，如坐火箭般飞速攀升至27% 。
各国民众在自由度的下降幅度上，亦各不相同 。最惨的奥地利，由于本来十分宽松的政策快速转变为严格防疫政策，民众极不适应，自由度迅速从疫情前的78%疯狂跳水到15%，下降了63个百分点，可谓是一夜回到解放前 。
而疫情前政策本就相对严格的西班牙，这一数字仅从48%降至38%，下跌了10%，尚可承受 。
◆ 相比两年前，欧洲人普遍认为自由度大幅下降 。
图片来源：ECFR
当然，与上文情况类似，这一数字在三类不同人群中，情况也有所不同 。
受到疾病影响的人中，明确感到不自由的人为26%；
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的人中，这一数字为25%；
那些主要受到经济困扰的人中，比例攀升至37% 。
◆ 因疫情受到经济影响的人，认为不自由的比例也较高 。
图片来源：ECFR
而在意识到普遍不够自由的处境后，另一个相关问题也就随之出炉：
如此严重而持久的危机，到底应该将主要问题归咎于谁？自由遭到限制的源头究竟是什么？
民调显示，人们对罪魁祸首的看法比较分散 。不过，还是可以大致概括为两个群体：
一个群体认为，对自由的威胁主要来自政府和机构 。他们主要将责任归因于中国政府、自己国家的政府、其他国家政府、欧盟委员会、跨国公司等 。
另一个群体秉持着威胁来自他人的观点，认为对自由的威胁来自于其他社会成员，如不遵守规则的个人、旅行归来的游客以及其他国家的公民 。
这两个群体也与年龄的代沟相关 。
青年群体更倾向于指责政府和其他机构，而非个人；
老年群体则反过来，更倾向于指责个人，而不是机构和政府 。
青年与老年外，政党也参与其中 。
右翼民粹主义政党，诸如西班牙的沃克斯党、意大利的联盟党、奥地利的自由党等的支持者普遍认为，对自由的最大威胁来自政府或机构，他们大力把主流政党描绘成新的独裁者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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